“致敬冯之浚先生 赓续科学学基因”座谈会专家观点摘编

     冯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四点：第一是家国情怀。他看问题、想事情都站在国家的角度，站位很高。第二是博学多思。这两点结合起来，冯先生总能走在时代的前头，选准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做深入研究——例如推动研究知识经济、国家创新体系等等。再比如循环经济，冯先生不仅在全国力推循环经济的研究与实践，还领衔循环经济法的起草工作。《科学学研究》多年的年度卷首语都是请冯先生主笔，以期引领科学学研究的发展。第三是胸怀宽广又风趣幽默。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年老和年少的人在谈笑之间就成了朋友，把朋友圈搞得特别大。第四点是提携后进、甘为人梯。冯先生对我、薛澜、柳卸林、穆荣平、王春法等都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和指点。总之，冯先生的家国情怀、博学多思、宽广胸襟、甘为人梯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关于科学学的发展，在当今世界百年未遇的大变局背景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我也在思考科学学面临的一些新挑战和新要求。科学学是研究科学规律的科学，首先要把科学是什么研究透。最近我们都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讲话精神。我认为，基础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繁荣科学，不断有新的发现、新的成果，科学才能繁荣。二是促进发展，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三是培育人才，为什么科学研究要和大学紧密联系呢？就是要让更多的大学生参加到科学研究当中，受科学熏陶、有科学视角、懂科学方法，传承科学精神。无论大学生毕业后是否从事科学研究，受过科学训练的与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能力是不一样的。第四，基础研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是塑造文化。从历史上看，基础研究的每一项重大突破不但是颠覆性技术的源头，更重要的是颠覆我们人对自身、对客观世界和价值观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说科学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总之，我们现在对科学研究促进发展的功能认识比较深刻，但是对科学的其他一些功能还需要有更深入的研究。

      一是科学学研究的对象——科学技术自身发生了深刻变革。上个世纪的重大的科学研究尤其是技术开发突破多是集中系统式的，例如空天技术、核技术等等，需要大的投资、大的团队甚至是举国体制来组织，例如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越来越多的是分散、分布式的技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突飞猛进使得科学研究的范式发生改变，科学学研究的对象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二是科学学研究的重点——决策与管理体制发生了深刻变革。这100年间，科技决策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100年前，科学家做研究是自主决策，只要有兴趣和好奇心，又能找到资源，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1945年布什《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以后，科学成为国家的事业，政府投资科学研究不再是一种消费性支出而是战略性投资，政府要参与科技决策。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人类本身发生深刻影响，公众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决策，科学向善、负责任的科学更受关注。科技和社会的关系不一样了，科学研究的体制和生态不同了，科学学研究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从科技管理转向科技创新治理，从更多关注创新体系转向创新生态等等。

      三是科学学研究的方法——研究的工具和手段发生了深刻变革。除了要正确应用好调查研究、比较分析案例研究等传统的质性研究方法，还要广泛应用其他学科如科学计量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更要应用各种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方法。通过方法的不断丰富促进科学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总之，无论是科学研究的内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体制机制、创新生态、决策机制，以及在研究方法上，我们都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我们去探索。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科学学事业！

      我认识冯之浚是1979年4月全国第一次现代工业技术史讨论会上。我的单位华中工学院是承办单位，我当时是工作人员。夏禹龙、刘吉、张念椿和冯之浚都参加了。会后，他们四人在武汉返回上海的轮船上合作了第一篇文章——《要重视科技史研究》，从此就有了上海科学学的“四条汉子”。在此后的10多年间，他们四人合写了10多部著作和几百篇文章。上海之所以称为中国科学学重镇，其标志性事件就是这“四条汉子”的合作。

      1980年以“四条汉子”为研究团队基础，成立了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这是全国第一家科学学研究机构。1983年“四条汉子”合著的《领导科学基础》成为全国干部培训的基础教材，是当时中国发行量前十名的重点图书。可以说，上海科学学在全国是一面旗帜。比如当年宝钢“上马”和“下马”之争，冯之浚等人参与调研论证，提出了一些补救措施，避免了宝钢“下马”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还得出 “追踪决策”的概念，作为理论创新写入了《领导科学基础》。此外，上海科学学人仇金泉、陈卫平、姚诗煌、罗祖德、朱新轩等在1982年首次提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概念，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夏禹龙、冯之浚等在我国较早引入和推介了区域经济的“梯度转移理论”。

      1982年在九华山召开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和1984年在莫干山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理论讨论会，这是改革开放两个重要的事件。全国科学学研究会的成立，对于提倡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加强科学管理、促进科学与经济社会发展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冯之浚在全国学会曾任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会副理事长、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长，为学会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重要。冯之浚先生也说过一句话：我们要领先思想。他自己就是一个能看得很远、走在前面的人，一直重视科学学的战略布局。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学会在天津开发区的宾馆举办年会，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科学学很多早期学者都走上了行政道路，要培养一批年轻人，并提到了王春法、薛澜、柳卸林、陈劲、穆荣平等年轻学者，希望发挥他们的作用。1999年他还专门嘱咐刘则渊，要坚持搞科学学理论研究。

      冯之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他对基础理论、原著学习得非常认真，特别是晚年，他家的地上全摆满了书，每本书折叠在哪一页他都搞得很清楚。所以他善于深入浅出地表达观点。比如系统论，他用一句“倾国宜通体，谁来独赏眉”就概括了。他认为这句诗“既形象又生动地表达了整体的思维特征。一个具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之人，乃是一个‘通体’，而并不在于某个五官的出众。退而言之，纵有杏仁之眼、樱桃之口、柳叶之眉……然而倘若整体结构不匀称，部位不合理，恐怕也不会给人以倾国之感。这就通俗地表达了整体观念，既重视元件，更重视整体效应的思想。”

      自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以后，就出现了“科学技术史”和“科技哲学”的同步发展。特别是二次大战之后，各国开始重视研究科学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反思，这使得研究科学发展规律以及科学与社会、经济、军事、政治关系的科学学学科变得更加重要。战略科学家必定是科学学家。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所长米库林斯基讲过一个现象，很多有成就的老科学家到最后都走上了科学学研究的道路。因为他们想研究本学科的发展历史、努力方向和规律，这也是我们科学学要搞的。

      最近我看了一本关于人民科学家叶渚沛的书。他是中科院化工冶金所的创始人，我国化工冶金学科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不仅是著名冶金学家，而且是一位战略科学家。他在研究上总是从国民经济全局考虑,善用多学科的综合观点。他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组副组长，当时的组长是李约瑟，他和科学学奠基人之一贝尔纳也有交往。

      总之，科学学研究非常重要。我希望上海科学学所、科学学研究会能高举中国科学学重镇的旗帜，建设好科技智库。

      冯之浚先生对我来说亦师亦友亦兄。我们相识有40年了，1989年我女儿第一次学会走路就是在他家里扶着茶几实现的。1990年，我老伴患肾外科囊肿，冯先生让他的司机送来了1000元，在那个年代这不是小数目。他对我们像兄长般的照顾和关怀不胜枚举。今天围绕座谈会的主题，谈谈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科学学的使命。

      科学学在中国，以钱学森首倡研究“科学的科学”（钱学森，现代科学技术，人民日报 1977年12月9日）算起，45年；以1979年7月11日第一次“全国科学学学术研讨会”和全国第一个科学学研究小组（北京技术经济研究会会长霍俊教授批准成立“科学学研究组”）算起，44年。

      45年，中国科学学成绩卓著，业绩辉煌，在我国的自有指标下，怎么说都不为过。有几家科学学杂志40周年纪念文章为证。

    但若放眼世界，比如，比较《科学》《Physics Reports》（物理学权威综述期刊）《Scientometric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等近几年刊登的有关科学学专论文章看，我国科学学的成就，基本上和我国其他硬科学领域一样，隶属于“引进、消化、吸收、集成、再创造”的范畴，亦即为国家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服务。其中，软科学之派生并异化出来，就是一个足具中国特色的明证。这一部分大约占90%强。而冯公生前念兹在兹的、已故大连理工大学刘则渊教授敬称为“冯之浚之问”的——“科学学的核心理论是什么？”，亦即科学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时谐进的新研究方法、新研究领域的开辟等，约占10%弱。

      我非常赞赏贵所老所长刘吉教授在贵所庆40周年采访标题：“不忘科学学研究初心 牢记咨政益世使命”。刘吉提出了“两手都要抓”的目标。他的原话是：“我觉得科学学研究所既要为市科委服务，同时还要以天下为己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今天世界上科技发展到什么地步，科学技术在其中起了哪些作用，先进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可以借鉴过来，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必要，两手都不能放掉。”

      中国科学学的现状，大致可用90%VS10%来描述；至于挑战，兹举其要者，敷陈十点：

      挑战1，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科学学工作者应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首先是美国挑起的“竞争”（实则是“丛林之战”）中，如何取胜。美国人把中国视为敌人，既非心血来潮，亦非近年的仓促之举，而是反反复复思考与左左右右权衡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最终决断。古人说，“前事昭昭，足为明戒”。作为科学学工作者，尤应认识和总结近半个世纪苏联解体和日本“失去的20年”，这两件影响世界发展的“前事”过程中，美国所以胜出的科技因素。

      挑战2，技术能力。诸如《科技日报》在2018年美国政府制裁中兴之际推出系列文章,报道了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等。所谓“卡脖子”问题，用科学学语言讲，基本隶属技术能力范畴。君不见，今天中美企业的差距，约等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美企业的差距。

      经历过“日本第一”那个时代的人们知道，日本是“通过微电子技术革新，让日本企业走过冰箱、电视等电子产品阶段，进入到了录像机、摄像机、数码产品的新阶段。这场技术革新带来了日本经济的全面繁荣，民众真正体验了世界经济排位第二，但发展势头第一，极有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感觉。”一时之间，“惊愕全球”。

      然而，好景不长，美国人又回来了，日本不得不迎来“失落的20年”！事实上，远不止20年，迄今日本经济也没有缓过神来。

      回过头来看看，日本上个世纪战后重建/崛起的那些产业，是科技创新产业，但其“微电子方面大部分技术源于美国”！换句话说，其时日本是靠科技产业崛起的，但不是原创科技产业！当美国以新鲜的原创科技产业，诸如互联网、微芯片、人工智能等，更换到新赛道上时，日本根本是乏力应对，只有继续“失落”！

      而今我谓中华之崛起，不是应该从日本“失落20年”中汲取点什么？所以，不能仅仅醉心于“弯道超车”，技术能力还要寻找和“更换到新赛道”。

      挑战3，科学能力。钱老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科学学包括这三个方面：第一，是研究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叫科学体系学；第二，是研究如何将科学技术力量组织起来，叫科学能力学；最后（第三），就是研究科学技术与整个社会以及国家活动的关系，叫政治科学学。”

      “卡脖子”者，技术能力短板也。而技术能力短板，根子在科学能力不如人也。没有科学能力作为基础支撑的技术能力，大约难于出现熊彼特称之为的“创造性破坏”，亦即难于成就原创科技产业。

      挑战4，政治科学学。钱老还亲自写信给赵红州教授，要我们研究政治科学学。正是在钱老的指引下，我们不仅发表了多篇颇有影响的研究论文，诸如《政治科学学》《论政治科学现象》《政治科学学论纲》《格森事件与科学学起源》《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等，而且还专门组织过多次“政治科学现象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会议专题论文集《政治科学现象》。

      面对百年变局下美国的疯狂，政治科学学工作者必须研究美国的科学能力和技术能力。为了在与美国这场世纪“竞争”中稳操胜券，这个问题绕不过去。美国雄踞世界科学中心已逾百年，且尚未显现出退出的迹象；究其因，实乃非是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的改造了大学，而是改造了科学，亦即科学的体制机制。这块“他山之石”，中国科学学家应当认真借鉴，洋为中用，“可以为错”，以抵达后来居上之理想彼岸。

      挑战5，科学体系学。或者，如钱老说的“科学技术的体系结构”。这是钱老早在上个世纪就给中国科学学工作者指出的研究方向。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疑似迄今依然停留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认知水平上，对钱老提出的“技术科学”、“工程科学”，既没有深究，更没有看懂其与科学的关联。2018年4月16日美国导演的“中兴芯难事件”，才给那些高唱“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人们迎头一盆凉水而有所清醒起来。不过，古人云“山重水复疑无路”之际，眼下有个“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走来，不失是个“天赐良缘”！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疑似前锋受阻，无有重大突破。连英国金融时报今年初发表的特约科学评论文章也称：“近几十年来，颠覆性的科学成果似乎在减少，很多论文似乎只是在概念上‘炒冷饭’。”

      众所周知，对科学发展中国家来说，世界科学大停滞有利于我们中国的追赶。犹如中国科技大学袁岚峰教授指出的“业界普遍认为，在一段时间内，28纳米的技术将保持性价比最高的地位。而28纳米的技术，中国已经接近掌握了，这就给了中国一个难得的追赶机会”一样。

      挑战6，科研评价。众所周知，科学探索过程及其成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客观的，而科研评价归根到底是人为的、主观的。这是同行评议过程固有的本质特征及难点。自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行政评议，经同行评议，才出现了量化指标评议。这既是一个渐进过程，亦与国际科研评价的历史与进程相一致。或曰，大势所趋，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比如，以科学同行评议产生的故乡英国为例，英国财政部2006年下文“建议拨给大学的核心研究款项，可不再依照同行评议办法，而是采取‘（文献）计量学’方法拨付”。由此足见，同行评议VS科学计量学评价指标是“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路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挑战。

      挑战7，科学家动力学。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华民族有人才，新中国有人才，从钱学森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回国，到万千学子滞留国外“胡不归”，正反两个方面，都要研究。这就是科学家动力学问题。对科学学工作者来说，既是大题目，亦是大挑战。

      挑战8，科学学数学化。互联网时代，ChatGPT来了，大数据+大模型来了，科学及其结构大数据及其关联的网络化(合作网络、发表网络、引文网络、交流网络)、复杂化（网状结构、非线性、大跨度）、数字化(不仅文本、图表、视频，而且实体可数字模拟)，因而从研究对象、方法、工具都前所未有；科学数学化，即科学计量学必须映射到科学学的理论根基上，以重新认识和发现科学发展的规律。

      挑战9，科研诚信。人类在科研活动中作弊、造假、剽窃等，既是反映人性中固有特性的自然现象，亦是自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以来世界各国科学界始终普遍存在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科学社会现象。从诺贝尔获奖者，到大学教授和大学生/科研新手，无不涉及，概莫能外。提倡诚信，加强教育，建黑名单，宣辅德治，都是可行且必要的，但依国际经验看，归根结底要靠制度和法治。从科研院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到大专院校，无不对科研活动中作弊、造假、剽窃等一再宣称零容忍，然而，或许由于互联网“个人日报”信息自主功能普及化的加持，涉及科研诚信丑闻，疑似大有一茬又一茬、层出不穷之势。从处理结果看，大多案例不是轻描谈写什么“学术不端”，就是发明新词语“图表误用”之类来搪塞，更有甚者还出现“刑不上大夫”的怪象。总之，科研作弊犯错的成本非常低。

      科研之于诚信，犹官场之于廉政。天底固安阔，时代使命，科学学工作者大有用武之地。

      挑战10，研究大问题。中国有志向的新生代科学学工作者，应答敢于直面从“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杨振宁之问”，到“冯之浚之问”。

      “为了应用科学，科学本身必须存在。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他们多少代人以来在科学上都没有什么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就构成了纯科学”。（享利.奥古斯塔斯·罗兰，美国科学的独立宣言：为纯科学呼吁，《科学新闻杂志》2005年第5期，于1883.8.15演说）

      “要想把科研效率略微提高一点点儿，就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这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上的科研战略学。”（参见贝尔纳，二十五年以后，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版，第255页）

      “科学的科学”如果把那个应用目的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它将会破产。（参见普赖斯，科学的科学，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版，第244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这个“大变局”中，美国人想干什么？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讲的大实话：（对美国来说）最好的生存之道是毁掉中国！

      对中国科学学工作者来说，首先要看到我们正面临着美国在科技领域的遏制与竞争。美国为什么能在大半个世纪中成为世界科技领域的霸权？究竟是哪些原因成就了美国的科技发展和综合国力？

     我跟冯先生是1997年科学学研究会在西安举办的知识经济培训班上认识的。我当时是陕西省科委主任，在培训班上做了关于创新思维的报告。冯先生听后称赞我讲得很好，并邀请我参加全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不久我还当了副理事长。所以冯先生不仅是学者，还是特别注意发现和重视“后来人”的人。后来，我多次到冯先生家里面跟他畅谈。他的知识量非常丰富，总是能将问题深入浅出地说清楚，再深刻的理论他说出来也可以让大家理解，在谈笑风生中让我们获益匪浅。所以冯先生确实是具有很高智慧的人。

     最近几年，我在研究技术科学问题。我国最早研究技术科学的是钱学森，之后我看到的是刘则渊和陈悦老师2007年的“新巴斯德象限：高科技政策的新范式”，2017年还专程到大连理工大学拜访了刘则渊和陈悦老师。后来搞技术科学案例的时候，我才看到冯先生发表在《科研管理》1980年01期的《技术科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我觉得我那120多个案例都比不上他写的案例。40多年前冯先生对于技术科学的认识就比我们深刻，他说：“如果把基础科学比作大厦的地基，那么技术科学称得上大厦的柱石，应用技术就如设备齐全的房间，它们三者共同组成一幢美妙的科学大厦。”现在我们还在讨论中国的科技创新到底从科学出发还是从技术出发？其实只要好好研读冯先生这篇文章，就知道不仅仅是从科学出发，也不仅仅是从技术出发，而是要从技术科学出发。

      当今我们要应付西方的技术封锁，突破卡脖子技术，就是要加强技术科学。卡脖子技术背后的技术科学原理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科技很难有大的进步。西安一位3D打印领域的专家在黄卫东教授看了我关于技术科学的文章后，给我回信中说道：“中美经贸战使我们痛感西方国家用卡脖子技术来封堵我们，但是我们当前的应对方式却集中在‘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补短板的、重点针对具体产品的战略上，而忽视了加强技术科学研究来系统地补强我们大量缺失的原理、机理和新知识”。比如3D打印，全世界有27000个专利，中国占了14000个，但这14000多个专利没有一个原理性专利。他说：“如果古代技术主要是由经验相关联，那么现代技术则主要依靠经验支撑，它越来越不是依靠技术，越来越依靠深入系统的科学认识。”这就是爱因斯坦选择了一条新路：找到对称性—建立理论—实验证明，打破了对前辈大师的路径依赖。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技术科学的桥梁作用，重视从大量理论成果中发明具有核心技术应用价值的工程技术。

      为什么现在对技术科学不重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高校愿意搞不以应用为目的科学研究，而不是技术科学。但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硅谷的经验百分之百都是从工程中发现的，杨振宁也提到，其实美国重点投入的不是基础研究，而是试验发展研究。第二个原因是认知的问题，大多数人对技术科学的认识不足。钱学森说：“技术科学是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综合。” 这个“综合”不是物理的简单相加，而是融会贯通，融会贯通的产物就是技术科学。我把自然科学归纳为原因的规律，技术科学归纳为原理的规律。原理问题是虚的不是实的，所以很多人不理解，没有理解融会贯通的重要性。

      我认为，技术科学是当前赓续科学学基因的核心问题。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过：“要大力加强多学科融合的现代工程和技术科学研究，带动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发展，形成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科学学研究能不能重点研究技术科学如何在工程当中应用？怎样发挥更好的作用？怎样形成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冯先生是一位典型的智库专家，发散性思维能力非常强，他的表达能力也超强，能以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把复杂问题讲清楚。

     冯之浚曾主持过一个业内人士鲜知的论证会，它与如今举世闻名的中国高铁有关。本世纪初，有关部门在规划京沪高速大通道时，专家们观点并不一致。主要有两派：一派专家主张采用德国的高速磁悬浮技术；另一派专家主张采用类似日本新干线的高速轮轨技术。为了统一思想，有关方面决定在2003年9月1日至5日组织一场技术论证会，让双方各抒已见，争取达成一致。问题来了，谁来主持这个论证会？最后，各方一致同意邀请时任全国人大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冯之浚先生出场。这场辩论会充分发扬民主，双方毫无保留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并进行了研讨和辩论。最后论证结果是高速轮轨胜出。冯之浚在主持研讨时说：“大家都十分关心国家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发点都非常好，只是技术方案不同。轮轨、磁浮技术都是先进的技术，今天的结果仅仅是表明，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更适于采用轮轨技术。”

     这是一场非常有影响力的论证会，既统一了思想，又没有伤及和气。冯之浚主持论证会时长袖善舞、言辞恳切，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充分发挥了作为一名交叉学科人才的优势。

      科学学把科学技术的总体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归根结底是要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了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讲话，他提出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学科研究。美国一些高校设有交叉学科系甚至学院，就是为了培养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冯之浚是跨学科人才的榜样。

      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曾提出过“T”字型知识结构，我们提出了它的升级版——图钉形的知识结构。图钉型知识结构的特点是：精通本专业，熟悉邻近专业，对距离比较远的相关学科，也了解其基础知识。

      图钉的工作机制就是在横向开拓的基础上进行纵向深入，在纵向深入的指导下进行横向开拓。诺贝尔曾说过:“每个学科都要利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来解决本学科的难题。”莎士比亚也说过：“天才的特征之一，就是能够把相距最远的一些才能结合在一起。”冯之浚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就是一位具有图钉型知识结构的人才。他博览群书，把知识卡片分类，不同类别的卡片放到不同抽屉里，他在需要哪一类知识时，就把那个抽屉里的卡片取出来做连贯起来的思考，然后做出属于他自己的创新。我们要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多培养具有图钉型知识结构的科学学人才。

     今天纪念冯先生座谈会的主题非常确切。我和科学学的工作渊源有40年了，对科学学从学科知晓到内涵认知，进而到工作参与，都得益于冯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获益良多。回顾工作历程，我和冯先生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冯先生学术的崇拜者。1983年我在安徽省休宁县担任党校副校长，那时全国正在推进党校教育正规化建设。我就力争将我们党校作为试点。正规化教育需要教材，因为我非常崇拜上海科学学的“四条汉子”，就把冯先生等人写的《领导科学基础》作为试点教材报给省委组织部，后来获批。我们党校成为了安徽省第一批发文凭的党校。一方面，我个人是冯先生学术的崇拜者，另一方面，因为把冯先生的书作为教材，我们党校成为了受益者。

     第二，冯先生的继承者。周克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冯之浚是第二任所长。2000年，我从市科委调到所里任所长，在科学学所工作了12年，在“四条汉子”创造的科学学所基础上，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进步。

     第三，冯先生的追随者。与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同一年成立的还有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冯先生比较关注的，蔡乃中等很多冯先生的追随者在研究会工作。我是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第五届和第六届理事会的理事长，实际上也是冯先生的追随者，希望把科学学做好。

     第四，冯先生的被提携者。冯先生认为，上海作为科学学研究重镇，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也应该在全国学会里有一席之地。经冯先生推荐，作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理事长的我成为了全国学会的副理事长。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的荣誉也是全国学会给我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致敬冯之浚先生 赓续科学学基因”，刚才方理事长关于冯先生的四点16个字总结得非常到位。对我们来说怎么理解、怎么落实，我的体会也是四点12个字。

     一是关于“家国情怀”，我领会的就是要“谋全局”。当前科学学的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形势特别好，上海市各级领导对科学学研究非常重视，科技部又迎来重组，职能有所改变，更需要我们战略谋划。我们科学学人应承担起谋全局的责任，更好发挥作用，不负科学学重镇的称号。现在未改名还叫“科学学”的研究所只有上海，希望我们的旗帜非但不能倒，而且要高高飘扬。

     二是关于“博学多思”，我体会就是要“研学问”。科学学研究有很多课题，我们应抓住重点。科学学所是市科技党委、市科委领导下的智库，在研究中要坚持愿景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体现融合的、跨界的、系统的科学学理念，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帮市委市府出点子，推进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

     三是关于“胸怀宽广”，我理解就是要“搭平台”。这个平台就是要汇聚对科学学发展有帮助的人，比如今天的研讨会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刚才张老师说的上海是科学学重镇，那么就一定要把上海科学学这个平台搭好。

     四是“提携后进”，我总结就是要“出人才”。希望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能够出一批延续冯先生优点的、融合性的、跨学科的、有思想有作为的人才，振兴上海和全国的科学学研究事业，不负科学学重镇的盛名，也对得起周克所长、冯先生建上海科学学所和科学学会的初衷。

     2015年全国学会换届选举时，我曾听了冯先生10分钟的发言。这10分钟他谈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谈到未来科学学能为国家做什么。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是与科学学研究所同一年成立的，1980年成立了研究会筹备委员会，冯先生是筹备委员会的秘书长。上海市科委也很重视，研究会连续两届理事长都是科委副主任兼的。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是平台性的，不属于任何一家单位。上海还建了科学学研究所。在各地科学学研究所都改名的情况下，上海仍坚守这块阵地，没有改名，前几年还扩大了编制，成为有影响的地方科技智库。在技术预见领域，在科技规划领域，科学学研究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部重组是出于科技创新在当前国家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战略重要性和紧迫性，说明国家更加重视科技的系统性发展，更重视规划和战略。这对于科学学的发展是很好的机遇。因此，我们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有意识地培养如冯先生这样的复合型人才。科学学人不仅要会写文章，还要会传播思想。未来任重道远，我们科学学人要共同努力，完成科学学的使命和任务。

      今天是春分，春意渐浓，科学学研究也进入了春天：

     一是时代到了。我们已经进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美国在科技领域持续打压我国，表明他们也看请了科技的重要性。在这样大背景下，科学学研究应该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是国家和地方层面重视。中央成立科技委，科技部改革重组，党中央要加强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领导。上海市委领导明确要求市科协研究科学学促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问题。这些都表明中央领导、地方领导关注科技发展规律、关注科学学发展。

     三是现实需求。过去西方经济学提出过三波增长模型：起初只强调资本的作用；第二波提出资本+劳动力是主要增长因素，同时把技术列为外生增长因素；第三轮已经把技术加入到内生增长因素中了，但还不太重要。而在现今阶段，科技已经是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因素了，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也有新需求。这对科学学研究的重点和对象提出了新要求。

     总体而言，我国在科学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而在技术方面存在超越的可能性。科学学研究有了新使命，但任务很艰巨。至少有两方面的重要任务需要研究，一是新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律是什么？二是科技对我国高质量发展、生产力增长、提升竞争力如何起到应有作用？我们科学学研究会要发挥好智库作用。

     我们需要深化科学学理论研究，但要防止偏向，不能就科学学而研究科学学。科学学研究要向冯老师等老科学学工作者那样，以国家科技发展为己任，适应新科技产业变革时代，回答科技形势和环境变化后的规律性问题。

     很荣幸参加今天的座谈会。我一边听一边记、一边思考一边研究，特别是基于中国期刊网研究了冯先生的论文发表“曲线”，向中国科学学等领域的奠基人，中国软科学、循环经济学等领域的杰出贡献者冯之浚表示最崇高的致敬！

     从上述这条曲线可以看到，在冯先生80年人生中，冯先生于1979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2017年1月去世前发表了最后一篇，共发表474篇文章，这期间平均每年12篇左右，冯先生非常敬业。

     从曲线所反映出来的历程看，冯先生发表论文最多的一年是2000年，达31篇，最少的一年是1990年，只有1篇。曲线起起伏伏，反映了冯先生的工作轨迹。由于时间短暂，无法考证出冯先生的研究考量和心路历程。

     从论文发表期刊看，发表冯先生文章最多的期刊是《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其次是《群言》，再次是《科学学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与《科学学研究》是咱们研究会的会刊，《群言》是民盟中央主办的，充分展现了冯先生作为中国科学学奠基人与民盟负责人作为和贡献。

     作为后辈，我听过冯先生两次讲座，还记得他的音容笑貌和诙谐幽默。特别感谢方老师、蒋老师、杨老师和各位老师的组织参与，未来我将继续努力，为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做出新的贡献。

     我毕业以后，到现在接近退休，一直从事科学学研究。作为科学学的后辈，我本人也有几次近距离接受冯先生的教诲。有两次是跟随上海科学学所原所长李健民等专门到北京拜访冯先生，他对科学学研究的指导，对上海科学学智库建设的建议，都充满着智慧。从做学问的角度来讲，“先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的最高称谓，“冯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

     从冯先生做研究的角度，让我想起了司马迁的史学名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怎样在天道与人事交汇之处，在历史与现实变化之时，开展研究并做出成就。“冯先生”的研究贡献可以说具有“开一派先河”的学科共同体价值，值得我们好好领会和学习。

     今天的主题是致敬和赓续，从科学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我认为原来我们注重科学学中国化的事情，现在更要重视科学学时代化的事情。新的背景下，就像科学学在早期阶段，当时引进到中国并发挥重要历史作用，在当前世界科技强国的形势下，我们科学学的功能到了可以发挥更大作为的时机。党的二十大之后，全国科技创新发展系统部署，很多重大举措与科学学的理念是高度契合和一致的。在此背景下，科学学研究可以更有作为。

     科学学要解决自身建设本质的问题，我特别同意已故的东北大学陈昌曙教授关于学科建设的说法，没有理论就没有水平，没有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应用就没有前途。当前形势下，科学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要凸显优势特色。科学学发展要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要与改革开放休戚与共，要与大国崛起相向而行。在这方面，怎样发挥好科学学传统，坚守初心与使命，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作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的秘书长，我想说的是：研究会是上海科学学的学术共同体，当初吸引自己从事到上海科学学研究事业中来的，就是感受到包括冯先生在内的“四条汉子”等科学学前辈的影响力。从事科学学研究工作几十年，科学学是锻炼成就人才的阵地。做好上海科学学研究会的工作，希望能够更多地对标学习依靠，得到大家的支持指导帮助。

     今天大家的交流非常热烈，氛围也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科学学需要保持的传统，要敢争论、敢辩论，达成认识上的一致。

     我作为今天的主持人和科学学所的所长要表达一下感谢，第一，致敬冯先生，这个座谈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总结，展现了在那个特定历史背景下前辈们开展科学决策的故事，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对我们有很大的触动和启发。第二，大家对赓续科学学基因提出了很多思考和要求，甚至提出了很多的建议，我自己也受益良多。第三，作为所长表态，我会坚持把科学学所的名字保持下去。

     科学学研究所的队伍比较年轻，我提出“三个大家”。过去我们大家学大家，现在我们大家成长靠大家，希望未来我们大家里面能够出大家。